利格拉樂‧阿烏的書寫

這篇「利格拉樂‧阿烏的書寫」與下一篇「夏曼‧藍波安的冷海情深」是我在1999年為行政院原住民文化園區所寫的舊作，但園區網頁上一直未見標註作者姓名，一方面向園區反應爭取應受尊重的作者創作人格權之外，一方面也只好收錄進自己的blog，聊以紀錄自己在寫作上走過的路。

在當代的台灣原住民族的書寫裡，我們幾乎可以發現一個共通的基調：那就是作家在身體上採取一種面向主流社會的姿態而進行的自我剖析性的描述。意即：原住民的書寫在情感上，不管是怨懟、是驕傲，都是以主流社會作為主要傾吐、宣讀的對象；在原住民族作家的心靈中（亦即原住民族的心靈中），主流社會是一個力量龐大的、無法超越的惡靈，也是原住民族面臨的所有困境的源頭。（註）
在這樣的書寫中，主流社會的文化價值扮演的人格化角色是一個隱形的終結審判者。它對原住民族文化心靈的宰制力量，並無關正義與倫理，甚至多半是邪惡的代表，但原住民族作家的態度仍是採取（帶領著族人）面朝著惡靈，絮絮地進行傾吐式的書寫。採取這種傾訴姿態的書寫，其特徵就在於自我（族群）迫切需要被（外在世界、主流社會、惡靈）瞭解的強烈的慾望與焦慮；如同在祭詞中，祭師對本族過往一年來的的刻苦辛勤與顢頇無知等優行劣跡一視同仁，毫不掩蓋地向神靈坦白一樣，而書寫（誦念祭詞）的目的就是尋求母體族群與外在靈性間管道的建立。
如果雅美的夏曼‧藍波安的「冷海情深」是一條向內深掘的甬道，那麼外省漢人與排灣族混血，又嫁給泰雅族丈夫的的利格拉樂‧阿烏，就是一個在族群間不斷地建築著一座又一座橋樑的原住民女性作家。
不同於夏曼‧藍波安的雅美單一身份認同，利格拉樂‧阿烏的身份認同過程是複雜且迭經變動的。小時候求學的經驗加上排灣族母親的告誡，阿烏的身份認同是傾向外省人第二代的；嫁給泰雅族的瓦歷斯‧尤幹之後，因接觸「夏潮」、「人間」等社會主義的刊物，更加上當時發生的「湯英伸事件」，夫妻共同開始了原住民族身份認同的時期，這同時也是阿烏以文字書寫建構抒發原住民族文化焦慮管道的開始；與丈夫同為原住民族運動的代言人，阿烏此時構築的「橋樑」--「獵人文化」雜誌，乃是由原住民族伸向台灣漢人社會的通道，當時的書寫焦慮在於傾吐原住民族普遍的困境。「獵人文化」雜誌停刊之後，阿烏因為卸下了編務重擔、沒有盲目的供稿壓力之後，方能有更為自我的書寫方式。這個階段，阿烏因為對原住民族運動與大約在同時勃發的台灣女性運動進行交叉思考，一種新的身份認同危機於焉產生。以女性運動的角度檢視原運，（泰雅）原運的運作方式是絕對的父權精神，阿烏以自身排灣族的女性經驗使她認知到族群間的差異無法在原運的大旗下被約分及模糊化；而台灣女性運動的中產階級與社會菁英性格，更使她警覺弱勢族群中的女性問題無法被漢人的女性運動所包含。因此，阿烏開始原住民族女性的新身份認同，與隨之而來的新的書寫焦慮；在九七年「紅嘴巴的VuVu」與九八年的「穆莉淡」中，阿烏雖仍兼寫其他原住民族，但可以看出專屬排灣族的女性經驗已經在她的書寫中呈現出隱然若現的主軸地位；而傾吐的對象，除了台灣漢人社會之外，亦加進了新的主流價值--原住民族運動與女性運動。

（註）這種書寫的態度，並不僅限於文字工作者，造形與表演藝術作品中亦不乏這種現象：如代表國民黨的圖騰（現今的主流勢力）與日本太陽旗圖騰（廿世紀前半主宰台灣島的主流勢力）常作為與代表與原住民族力量搏鬥，而且無法征克的巨大敵人；原住民族藝術家所共享的此一心理情境，可由人類學的角度來理解（如原始民族生活中最常獲得抒發的藝術創作慾望，往往就是以對惡靈的崇拜為出發的），更可進一步解讀成原住民族文化在台灣的處境居於絕對弱勢的最直接證據。